正文
屈原的 老家在哪
屈原的出生地在哪
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——秭归城(位于中国湖北省西部,)地处川鄂咽喉长江西陵峡两岸。。这里山青水秀,盛产柑桔,屈原青少年时候的千古名篇《桔颂》就写于此地。城内立有“屈原故里”牌坊和今人重建的规模宏伟的屈原祠。每逢端午节,还能观览屈乡人民为纪念屈原举行的“龙舟竞渡”。秭归乐平里是屈原的出生地,现存屈原谈书洞、照面井等遗迹。
位于秭归县东1.5公里长江北岸的向家坪,又称清烈公祠,为纪念屈原而建。
屈原是战国时楚国大诗人,相传他自沉汨罗江后,一条金色神鱼先将其尸体吞下,游至香溪河口再吐出来。香溪河口在屈原故里附近,屈原之姊便将其弟尸体安葬于此,并定居于此,秭(姊)归之名出由此而产生。
屈原祠始建于唐元和十五年(820年),北宋改名为清烈公祠,元、明、清屡圮屡修,才得以保存。1978年建葛洲坝水利枢时,将它迁至今址,且按原貌重建。
屈原祠包括山门、大殿和左右配殿等建筑。山门为四柱三楼式碑坊,高14米,正中额题“清烈公祠”四字,两侧榜题“孤忠”“流芳”四字。大殿系钢盘混凝土结构,有明清风格,翠瓦飞檐。高耸于崇台之上,益显宏伟壮丽。大殿后的屈原墓,乃人们营建的衣冠冢。今墓前的门阙、石坊等,全是清道光年间原物。
屈原祠依山面江,景色秀美。由此地南眺,大江南岸诸峰历历在目。每逢端午佳节,这里都举办龙舟竞渡。届时,江上彩舟如梭,岸上游人如织,热闹异常。
秭归城附近还有屈原故里,这是屈原的出生地,其名气绝不亚于屈原祠,可作为屈原祠的辅游点。
屈原祠始建于唐元和十五年(820年),北宋改名为清烈公祠,元、明、清屡圮屡修,才得以保存。1978年建葛洲坝水利枢时,将它迁至今址,且按原貌重建。屈原祠包括山门、大殿和左右配殿等建筑。山门为四柱三楼式碑坊,高14米,正中额题“清烈公祠”四字,两侧榜题“孤忠”“流芳”四字。大殿系钢盘混凝土结构,有明清风格,翠瓦飞檐。高耸于崇台之上,益显宏伟壮丽。大殿后的屈原墓,乃人们营建的衣冠冢。今墓前的门阙、石坊等,全是清道光年间原物。屈原祠依山面江,景色秀美。由此地南眺,大江南岸诸峰历历在目。每逢端午佳节,这里都举办龙舟竞渡。届时,江上彩舟如梭,岸上游人如织,热闹异常。
经济实惠、价廉物美、方便快捷,时尚快购吧就是这样一个购物便捷,导航清晰,交易安全的一个很好的淘宝商品展示购物网站时尚快购吧皇冠店,让你省钱省到笑!~~
各位大神屈原在哪 小弟新手 求教
1、屈原(约公元前339—约前278),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、政治家,“楚辞”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。20世纪,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。
2、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,以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较早而具体。司马迁之前,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,曾作赋以吊屈原。文中引用了屈原《离骚》及《九章》中的一些篇章,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,与《史记》所载完全契合。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《七谏》,庄(东汉人避讳作严)忌作《哀时命》,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,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,也与《史记》所述相接近,所以《史记》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。当然,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。
3、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。
4、《屈原列传》说屈原名平,字原。而《离骚》中则自称名正则,字灵均,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。“正则”与“灵均”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。
5、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,《离骚》中自述:“摄提贞于孟陬兮,惟庚寅吾以降。”对此有不同解释,大致可分两说:一是王逸说,他认为“摄提”是“摄提格”的省称,屈原生于“太岁在寅,正月始春,庚寅之日”,即寅年寅月寅日;二是朱熹说,他认为“摄提”是天上星座名,并不说明什么年份,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,但年份不明。二说之中,王逸说更为流行,但因所据历法不同,结论各异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(公元前339)正月十四日生,这一结论较为精细。
6、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,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。据《史记·楚世家》说,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,是楚的创业始祖,姓。周成王时,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,居丹阳(今湖北秭归),传至熊通(一作达),就是楚武王。其子瑕,封采邑于屈,子孙就以屈为氏,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。自春秋以来,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,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、屈完、屈荡(前后两见)、屈到、屈建、屈生等,多半是父子相传。
7、屈原的父亲,《离骚》中称其名为伯庸,可能也是化名。另外,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。
8、屈原所得姓的屈地,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。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,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。丹阳即楚始封之地。郦道元《水经注·江水注》引袁山松《宜都记》说:“秭归,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,原田宅于今具存”,“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,虽畦堰縻漫,犹保原田之称也。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,累石为室基,名其地曰乐平里。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,捣衣石犹存。”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。
9、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。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。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,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。
10、自屈瑕任莫敖后,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。其职位仅次于令尹。《屈原列传》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。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,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。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,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。而从《屈原列传》所载屈原在内政、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,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,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。屈原与怀王同祖,他当左徒,是以宗亲而任重臣。
11、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,据《屈原列传》所载,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,主要有:内政方面辅佐怀王,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,起草宪令及变法;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,两度出使于齐。
12、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。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,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,相互争霸,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,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,发展成新兴大国。战国时期,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,经过长期兼并,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,其中又以秦、楚为最强。
13、屈原辅佐楚怀王,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。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,怀王让他“造为宪令”,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、宣布等事项。“宪令”涉及推行变法之事。楚国在悼王时,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。怀王初年,也想有一番作为,曾争到合纵之长,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,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。可是,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,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,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。
14、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,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。他心怀嫉妒,与屈原争宠,屈原起草宪令未定,上官大夫欲夺其稿,屈原不予,他就向怀王进谗言,说:“王使屈平为令,众莫不知。每一令出,平伐其功,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。”怀王庸懦昏聩,不加辨明,就怒疏屈原。屈原的被疏远,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,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。
15、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,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。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,坚决主张联合齐国、抗击秦国的策略,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,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,并派他出使齐国。屈原被疏远后,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,以土地诱惑楚怀王。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,采取绝齐亲秦方针,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、外交上吃了大亏。怀王恼怒,又轻率出兵伐秦。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,被秦国打得大败,还丧失了汉中之地。在危殆的形势下,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,以图修复两国交好。但不久,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,要与楚王会面,屈原谏阻说:“秦,虎狼之国,不可信,不如无行!”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,说:“奈何绝秦欢?”怀王终于去了秦国,果然被扣留,最后客死于秦。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,流放到汉北地区。
16、楚怀王死了以后,长子顷襄王继位,以其弟子兰为令尹。当时,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,所以,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。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,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。顷襄王在一怒之下,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。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,“百姓震愆”,“民离散而相失”,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。辗转流离在沅、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。他远离故国,又无职位,对于国家、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。于是,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,向长沙走去。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,远游、求贤又不成,这时他“被发行吟泽畔,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”。最后,在无可奈何之际,他自沉于汨罗江中,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。
17、除左徒外,屈原还曾担任过“三闾大夫”一职。三闾即楚宗室昭、屈、景三姓聚居之所,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、战国以来晋、鲁等国的公族大夫,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,教育贵族子弟,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。屈原之为三闾大夫,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。这在《离骚》中有很清楚的表述: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,又树蕙之百亩,畦留夷与揭车兮,杂杜衡与芳芷,冀枝叶之峻茂兮,愿竢时乎吾将刈。”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,但结果却是“兰芷变而不芳,荃蕙化而为茅”,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,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,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。
18、屈原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。他对天文、地理、礼乐制度、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,都很熟悉;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,也很了解;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,尤为精熟。在这广阔的领域里,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,提出了深刻的见解。在屈原的作品中,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、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。
19、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“美政”,即圣君贤相的政治。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,使楚国强大起来。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后稷、文王以及齐桓、晋文和楚之三后等,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、傅说、吕望、周公、宁戚、箕子、介子、比干、伯夷、叔齐、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。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、纣、羿、寒浞、浇等。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,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,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。“彼尧舜之耿介兮,既遵道而得路”(《离骚》),耿介,意即光明正大,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。所谓贤臣,则以伊、傅、吕、宁为楷模,而不以贵胄为对象。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,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,屈原在讲到贤臣时,往往用忠贞、忠诚、忠信这些语辞。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,敢于坚持真理,不向邪恶势力低头: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(《离骚》)古代贤臣“忠”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。
20、屈原“美政”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。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。他在《离骚》《九章》等作品中反复谈到“民”的问题,“皇天无私阿兮,览民德焉错辅。夫惟圣哲之茂行兮,苟得用此下土”;“瞻前而顾后兮,相观民之计极”(《离骚》);“愿摇起而横奔兮,览民尤以自镇”(《九章·抽思》)。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”(《孟子·万章》引)思想的发展。所谓圣君贤相,所谓美政,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,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。
21、屈原的作品,根据刘向、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,有25篇,即《离骚》1篇,《天问》1篇,《九歌》11篇,《九章》9篇,《远游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各1篇。据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司马迁语,还有《招魂》1篇。有些学者认为《大招》也是屈原作品;但也有人怀疑《远游》以下诸篇及《九章》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。大体说来,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九歌》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。《九章》《远游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《招魂》《大招》,其内容与风格可与《离骚》列为一组,大都是有事可据,有义可陈,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。《离骚》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、遭遇、痛苦、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,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,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。《天问》是屈原根据神话、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,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。《九歌》是楚国祀神乐曲,经屈原加工、润色而成,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,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。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,并非作者自我抒情,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。《离骚》一组,《九歌》一组,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。
22、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。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。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,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,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。
23、屈原作品的风貌和《诗经》明显不同。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。当时,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,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,民性强悍,思想活泼,不为礼法所拘。所以,抒写男女情思、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,而使用的材料,又是如此丰富,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。写人神之恋,写狂怪之士,写远古历史传说,写与天神鬼怪游观,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,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。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,情思馥郁,气势奔放。这样的作品,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。
24、从体制上看,屈原以前的诗歌,不管是《诗经》或南方民歌,大多是短篇,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。《离骚》一篇就有2 400多字。在表现手法上,屈原把赋、比、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,大量运用“香草美人”的比兴手法,把抽象的品德、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。
25、在语言形式上,屈原作品突破了《诗经》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,每句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字不等,也有三字、十字句的,句法参差错落,灵活多变;句中句尾多用“兮”字,以及“之”“于”“乎”“夫”“而”等虚字,用来协调音节,造成起伏回宕、一唱三叹的韵致。总之,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。
26、屈原作品,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,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,“楚辞”的不断传习、发展,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。新兴的五、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。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“楚辞”影响,汉以后“绍骚”之作,历代都有,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,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,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。此外,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、歌、词、曲、戏剧、琴辞、大曲、话本等,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、《九歌图》、《天问图》等,也难以数计。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“逸响伟辞,卓绝一世”,“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,乃甚或在‘三百篇’以上”(《汉文学史纲要》)。
屈原的 老家在哪
屈原故乡究竟在哪里?至今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“秭归说”问世最早,以郭沫若、游国恩先生为代表。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,陆续有人提出“江陵说”,以浦江清、孙作云先生为代表。80至90年代此说尤为风行。1997年,湖南一师黄露生先生又首次提出“汉寿说”(见《武陵学刊》1997年第5期)。其后,常德市委党史办应国斌先生在《芷兰春秋》和《善卷邑里》中都从此说,认定“屈原的故乡在常德汉寿县”。据有关媒体报道,2003年汉寿县还成立了屈原研究会,举办了“屈原故里诗词讲座”。除此之外,还有“湖北监利说”、“四川奉节说”、“湖南岳阳说”、“湘阴说”。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看来,这场论战还将持续下去。笔者才疏学浅,不揣冒昧,试作如下考探。 1942年,郭沫若先生在《屈原研究》中写道:“屈原的故乡,据郦道元《水经注�6�1江水注》,是在秭归县境内……同一注文上,‘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,虽畦堰縻漫,犹保屈田之称也。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,累为石基,名其地为乐平里。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,捣衣石犹存。’又引《宜都记》曰:‘秭归,盖楚子熊绎之始国,而屈原之乡里也。原田宅于今俱存’”。根据以上史料,郭老公正而客观地作出判断:“乡里的说法大约是正确的”。接着,他又引用《水经注》关于巫峡风光的一段描写,从侧面证实“屈原是产在巫峡邻近的人”(秭归就在巫峡附近),因为“他的气魄的宏伟、端直而又委婉,他的文辞的雄浑、奇特而又清丽,恐怕也是受了些山水的影响”。游国恩先生在其大作《屈原》中也说:“屈原的故乡是秭归大概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秭归是楚国最初建国的地方,楚国的先公先王和一切姓芈的公族都可以算是秭归人。现在看来,现今湖北省的秭归县就是屈原的老家。”综上所述,郭、游二先生之所以认定屈原的故乡在秭归,其依据有四:一、秭归是楚国最初建国的地方。屈原与楚王同姓,其先祖也是楚国的贵族。据史书记载,屈原的始祖屈瑕,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,“食采于屈,因以为氏”,屈之地望就在今湖北秭归一带。二、史料有记载。《史记�6�1楚世家》说:周成王“举文、武勤劳之后嗣,而封熊绎于楚蛮,封以子男之田,姓芈姓,居丹阳。”丹阳在何处?目前有五说:一说在安徽当涂,一说在河南淅川,一说在陕西商县,一说在湖北南漳境内。但传统的、公认的说法还是在湖北秭归。笔者从秭归说。屈原祖祖辈辈都在秭归繁衍生息,聚族而居。据民国12年《屈氏宗谱》记载,秭归屈氏自明代开始修谱,其一世祖为屈轸,“大夫(屈原)至此五十六代”。明嘉靖四十三年(1564)《归州志�6�1人物》载:“屈轸,归州龙城乡人。正统三年(1433)任河南开乡(封)县主簿”,晚年寓居故里文家店,去世后葬于三尖角屈氏祖茔。屈氏家族在秭归有江北、江南两支,但同属一个祖先。屈氏宗祠原在江北黄阳畔,直到明朝时才在江南屈家岭建立分祠。江南屈氏即屈轸之后裔。熊屈二姓在秭归相伴而居,迄无分离,这不是偶然现象,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。千百年来,熊屈家族和其他家族一样,受战乱、灾荒与瘟疫的影响,人口时增时减。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,熊屈二姓仍有2000多户、近1万人居住在秭归。除了秭归之外,全国其它各地恐怕再也找不到如此稠密的熊屈聚居区了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,秭归确实是屈氏的封地,亦即屈原的故乡。三、秭归有与屈原相关的大量古迹,且均有史料记载,并非神话传说。除东晋袁崧《宜都山川记》有详细记录之外,晋人庾仲雍在《荆州记》中也称:“秭归县有屈原田宅,女媭庙、捣衣石犹存。县北一百里有屈原故宅,方七顷,累石为屋基。今其地名乐平里,宅东六十里有女媭庙。”唐代文学家沈亚之编纂的《江陵志》也说:“屈原故宅在秭归乡,北有女媭庙,至今捣衣石尚存。”这些古迹和史料都是铁证,毋庸置疑。四、屈原的辞赋和他的故乡——秭归附近的巫峡风光在气质、风格上颇为相似,这也是有力的旁证。我以为,郭、游二先生提出的上述四点依据是真实可信、合情合理的。然而,“江陵说”与此相反,他们认为:1、屈原的家族为楚国世袭贵族,自然应随楚王长期居住在国都(江陵),而不应该住在偏僻的荒野(秭归),其故乡当然也在国都。2、屈原在《哀郢》中自述其“发郢都而去闾兮”,可见郢都就是屈原的故乡。3、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在《七谏�6�1初放》中说:“平(屈原)生于国兮,长于原野”,古文中的“国”指“国都”,此处指楚都“郢”,即今之江陵。
愚以为,这三条依据中,第一条前文已经论及,史书明载:屈原的先祖屈瑕“食采于屈,因以为食”,后来才到郢都为官,当了“莫敖”,怎么能说郢都就是他的故乡呢?更何况,屈原与屈瑕相隔400多年,到屈原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,其先祖的故乡也不在郢都,又何论屈原呢?第二条也经不起推敲,屈原在楚怀王和顷襄王时先后担任过左徒与三闾大夫,确实在郢都住过一段时间。后来两次放逐,其间又曾回过郢都,“发郢都而去闾兮”,确系指从郢都出发,离开三闾之地,但并没有说郢都就是他的故乡。虽然在《哀郢》中多次提到“去故乡而就远兮”、“出国门而轸怀兮”、“去终古之所居兮”、“哀故都之日远”,这里的“故乡”、“国门”、“终古之所居”、“故都”等,都是泛指楚国而言,并非特指郢都(江陵)。因为他的很多辞赋中都反复出现过这样的字眼,这只能说明,屈原对楚国无比热爱,视整个楚国为故乡。况且,诗歌属于文学创作,不能简单地、机械地把它作为历史来考证。否则,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。第三条依据倒是很值得注意,不仅东方朔确认“平生于国兮,长于原野”,连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,他在《屈原贾生列传》中说:“屈原者,名平,楚之同姓也。为楚怀王左徒”。可见,这两个处于同一时代而且离屈原最近(只有100多年)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对屈原祖籍和出生地的认定都心照不宣。东方朔的那两句话用现代汉语来直译就是:“屈原生于国都,长于原野”。这是什么意思呢?我以为,要理解这两句话的含意,首先得弄清两个不同的概念——出生地和祖籍。一个人的出生地和祖籍有等同的,也有不等同的。举例来说,有一对祖籍在北京的青年夫妇,他们到甘肃酒泉参加卫星发射的研制,在酒泉生了一个孩子,这个孩子的出生地当然是酒泉,但他的祖籍是否也算酒泉呢?显然不是。我们平常所说的“故乡”、“家乡”、“故里”、“乡里”或“邑里”,通常都是指某人的祖籍(籍贯)而言。祖籍与出生地并非完全相同。东方塑讲的“平生于国兮,长于原野”正是这个意思。国都是他的出生地,原野是他的祖籍。这是为什么呢?东汉文学家王逸在《楚辞章句》中对这两句话是这样解释的:“高平曰原,外曰野。言屈原少生于楚国,与君同朝,长大见远,弃于山野,伤有始而无终也。”王逸的注释和东方朔的记载是一致的,而且也符合屈原的实际。某人在甲地出生而在乙地长大,这是极为常见且不难理解的。古今皆有,不足为怪。黄露生、应国斌先生等人力主“汉寿说”,其论据也有三点:一是认为屈原的先祖屈瑕的土地在汉寿,据说汉寿株木山乡发掘出一柄青铜戈,上面刻有“武王之督”的字样,据推测这个“武王之督”就是屈瑕。二是屈原在《涉江》中有“朝发枉渚兮,夕宿辰阳”的句子,据湖南文理学院陈致远先生考证,这里说的辰阳就是汉寿。三是汉寿有三闾大夫祠、濯缨桥等古迹,证明汉寿确实是屈原的故乡。笔者认为,这三点证据都值得商榷。关于屈姓的来源及其封地,清代学者陈廷炜所撰《姓氏考略》明确指出:“楚武王子瑕,令采于屈,因氏焉。屈原其后也。”赵家树、舒雁合著的《千家姓查源�6�1字帖》也说:“屈姓,出自春秋时期。楚武王的儿子瑕,受封于屈。他的后世子孙以其受封地名作为姓氏。历史上的屈在今湖北秭归县东一带”。张海彤、金连昌所著《百家姓探源》同样说:“屈氏,是因封地名而得姓,春秋时期,楚武王之子瑕,为莫敖(楚官名,仅次于令尹),他食采于屈,即今湖北省秭归县东,故称屈瑕。屈瑕的后世子孙就以邑为氏,而姓了屈。”这些专门研究姓氏的著作,众口一词,结论相同,决非人云亦云。“汉寿说”者称汉寿为屈瑕的封地,且断言株木山的那位“武王之督”就是屈瑕,笔者实在不敢苟同。又说《涉江》中的“夕宿辰阳”之辰阳就是汉寿,这也未免过于武断。据笔者考证,汉寿境内的辰水,系沅水支流,发源于贵州省江口县,向东流入湖南,到辰溪入沅江。汉寿境内因有辰水流过,故有辰阳村(港、障)之外。但以“辰阳”名县却是宋朝大观年间的事了,约在公元1107至1110年。绍兴三年(1133),又改辰阳为龙阳(见《汉寿县志》1993年版)。而屈原出生于战国中期(前340—278),当时的汉寿根本不叫辰阳,只有辰溪才叫辰阳。1978年出版的《辞海》第1444页写道:“辰阳,战国楚地。因在辰水之阳得名。在今湖南辰溪县西南。《楚辞�6�1涉江》:‘朝发枉渚兮,夕宿辰阳’即此。”陈致元先生根据古代汉寿有茂密的森林,与《涉江》中所描写的“森林杳以冥冥兮”“山峻高以蔽日”相吻合;又根据德山与辰溪相距数百里,决不能朝发而夕至,断定屈原说的辰阳不是辰溪而是汉寿。这两条理由也难以成立。甲地与乙地在地形地貌上偶尔相似,并不能说甲地就是乙地,这是普通常识。德山与辰溪相距甚远,不能朝发夕至,屈原肯定是知道的,他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进行文艺创作,正如当年有人指责“略输文采”“稍逊风骚”有轻描淡写之嫌写,毛泽东同志反驳说:“须知这是写诗啊!”至于汉寿境内有三闾大夫祠、濯缨桥等古迹,这只能说明屈原确实到过汉寿,但到过汉寿并不等于汉寿就是他的故乡。他两次被流放,长达十余年,到过的地方不可胜计。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诗人,所到之处人们都为他修了一些象征性的建筑,难道说凡是有些建筑的地方都是屈原的故乡吗?目前,有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,有的人为了提高某地的知名度,他们千方百计攀名人,或生拉硬扯,或张冠李戴,把本来不属于某地的历史人物强行移植到某地来,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,应予以纠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