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文
丘逢甲(丘逢甲简介)
本文目录一览
丘逢甲有几个儿女
三个儿子。
三个儿子丘念台、丘应桦、丘秀芷,在他们父亲离开他们后,三个儿子开始了勤学艰苦之路,他们努力学习,彼此互相帮助,在后来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,没有辜负他父亲的重托与期望。
丘逢甲,生活上则保持清朴风尚的乡村塾师的家庭里,自幼受清朴刚正家风的熏陶和艰苦生活的磨炼,“幼负大志”,渴望报效国家民族。丘逢甲自幼天资聪颖,读书过目不忘,在其父的亲自教授下,六七岁即能吟读。
丘逢甲简介
丘逢甲(1864年~1912年)近代诗人。
字仙根,又字吉甫,号蛰庵、仲阏、华严子,别署海东遗民、南武山人、仓海君。辛亥革命后以仓海为名。祖籍嘉应镇平(今广东蕉岭)。
同治三年(1864年)生于台湾彰化,光绪十四年(1887年)中举人,光绪十五年登进士(1889年),授任工部主事。但丘逢甲无意在京做官返回台湾,到台湾台中衡文书院担任主讲,后又于台湾的台南和嘉义教育新学。
丘逢甲少年得志,却弃官返台从事教育工作;内渡大陆后则献身推广新式教育,为国家培养元气。终其一生始终对国家抱有高度的期望,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操。
诗歌特色:
丘逢甲的早期作品主张“天然”,反对人工的刻意雕琢,诗境明朗直白,质朴自然。如,《初夏雨中》其二便将暮云遮山,乍晴还雨;瓜架豆棚,雀躁鸣蝉的初夏田园景色描写得格外传神。
内渡后,他亲身经历了国仇家恨和身世飘零坎坷之苦,对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,因此表现人民生活、评述国家大事的作品风格沉郁顿挫,所作《秋兴》、《秋怀》等,很大程度上是学习杜诗的结果。他晚年的作品更趋成熟稳健,显现出沉雄阔达之风。
南宋诗人陆游对丘逢甲影响极大。二人都生活在民族危难之际,都拥有力挽狂澜的雄心壮志,却也同时遭遇着报国无门的境遇,因此他们拥有同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。
内渡后,每当激愤难平之时,丘逢甲也同陆游一般寄情山水之间,揽胜吟咏,写下了如《惠州西湖杂诗》《游罗浮》等风格清新隽永的诗歌。
以上内容参考:百度百科-丘逢甲
丘逢甲的人物生平
生于台湾省苗栗县,可以说是出生在一个爱国世家,其先祖为躲避战乱而从中原南迁到粤东,因不愿在入侵者面前苟且偷安而举族南迁。在长期颠沛流离的徙居生活中,他们不得不与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,养成了刻苦耐劳的习惯和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,并且后代子孙牢记一条遗训:即先祖是因外族侵扰而辗转南迁,所有后代子孙,不论落籍何处,都应勤耕苦读,自立图强。到丘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时,因耕地狭小,无以为生,所以偕同乡又漂洋过海,向台湾迁徙,这大概是清乾隆中叶时期。到丘逢甲这一代,丘家在台湾定居已有四代、近百年的历史了。
1864年(同治三年),丘逢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爱国爱乡思想、生活上则保持清朴风尚的乡村塾师的家庭里,自幼受清朴刚正家风的熏陶和艰苦生活的磨炼,“幼负大志”,渴望报效国家民族。这一切对他日后的事业以及人生道路都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。丘逢甲自幼天资聪颖,读书过目不忘,在其父的亲自教授下,六七岁即能吟读、属对。14岁时赴台南应童子试,获全台第一,受福建巡抚兼学台丁日昌注意,连称“奇童”,特赠“东宁才子”印一方,由此闻名全台。1887年(光绪十三年),入台湾兵备道唐景崧幕府,帖拜唐为师,对台湾风雨飘摇的局势有了更深刻的体会。 1888年(光绪十四年)参加乡试,中试为举人。
1889年(光绪十五年)春,赴京参加会试进士,中进士,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。此时丘逢甲年仅26岁,但他却无意仕途,辞归故乡,专意养士讲学,任台南崇文书院主讲,同时兼任台湾府衡文书院及嘉义罗山书院主讲。1892年(光绪十八年),《台湾通志》总局正式开设,丘逢甲被聘为采访师,负责采访、补辑乡土故实,因此有较多机会深入民间,了解社会民情。这时期,整个中华民族正处在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之中,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,这样的社会现实不能不使丘逢甲感到郁闷和隐忧,他慨叹道:“风月有天难补恨,江山无地可埋愁。”“孤岛十年民力尽,边疆千里将材难。”他预感到一场大的动荡即将到来,自己虽隐身山林,专心教读,但渴求报效国家之情却炽热而强烈。在他的书屋中,自书中堂“且看鹰翅出云时”,以明心志,时刻准备报效国家。 1894年(光绪二十年)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他预见到台湾前途危难,以“抗倭守土”为号召创办义军,自己带头变卖家产以充军费,并动员亲属入伍。不久,160营(实际上经训练的只有30余营)义军成立,丘逢甲担任全台义军统领(又称义军大将军)。1895年(光绪二十一年)4月17日,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国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,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。丘逢甲悲愤交加,当即刺血上书,抗议李鸿章的卖国行径。刺指血书“拒倭守土”四字,率全台绅民上书反对割台,表示要与桑梓之地共存亡,清廷不纳。丘逢甲见无可挽回,遂倡议台湾自立为民主之国,率台民领衔电奏十六字:“台湾士民,义不臣倭。愿为岛国,永戴圣清。”亲草宪法,以蓝地黄虎为国旗,“永清”为年号。5月25日,建“台湾民主国”,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。此后他多次联合台湾绅士向朝廷发出呼吁电,要求废约抗战。清政府不但置台湾领土和几百万同胞于不顾,而且急诏撤回守土官兵。丘逢甲联合一批爱国志士,与日军展开抗战。日本侵略军进攻台湾后,台北、台南和台中的防务分别由唐景崧、刘永福和丘逢甲、林朝栋负责。由于唐平时放纵部下,纪律松散,无心抗战,一与日军交手,便节节败退,不久基隆失守,唐化装逃离台北,台北被日军轻易占领。消息传来,丘逢甲急举义军赴台北增援,途中得知台北已沦陷,唐已内渡,气愤至极。日军沿铁路南侵直达新竹,丘逢甲率义军与日本侵略军血战20余昼夜,进行了大小20多场战斗,给日军以沉重打击。终因“饷尽弹尽,死伤过重”而撤退。许多义军将领同时也是丘逢甲的弟子,如姜绍祖(“敢”字营统领)、丘国霖(“诚”字营统领)、徐骧(“捷”字营统领)、吴汤光等,都英勇献身。
1895年(光绪二十一年)秋,失败后离台内渡,定居镇平,往来潮、汕、广州之间,一度赴港、澳、南洋等地,曾与康有为、梁启超会晤。7月27日抵泉州。七月回祖籍镇平定居。为表示不忘光复台湾素志,为其子丘琮定别号“念台”,将房舍定为“念台精舍”。后顺应时代潮流,从赞同维新保皇逐渐倾向革命,掩护同盟会员的反清活动,致力于兴办学校,推行新学,
培植人才。先后担任两广学务处视学、广东教育总会会长、广东咨议局副议长等。民国成立,以广东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筹组临时政府,被推举为参议院议员。1912年(光绪二十八年)初,扶病南归,随即病故。他临终弥留之际,嘱咐家人:“葬须南向,吾不忘台湾也!” 1907年(光绪三十三年)5月,第二次黄冈起义失败后,何子渊等领导人随即返回梅州。不久,萧惠长、江柏坚、姚竹英、张花谷等人身份不幸暴露,被迫走避箭竹顶茶场达半年有余。其中姚竹英等人在箭竹顶茶场住了半年多,萧惠长、江柏坚住了四个多月,邱逢甲为了营救革命党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,于1908年(戊申年)夏初,多次来到石马“顺裕庐”跟子渊先生商讨对策,后遇险党人卒在何子渊、丘逢甲的疏通、担保之下得以脱险。
1904年(光绪三十年),丘逢甲在箭竹顶茶场策划“黄冈起义”行动计划期间,为石马私塾先生黄彩平题写的屋名“迁善楼”墨宝,因刻石师父不小心泡了水,缺损了一角,这次子渊公又在箭竹顶茶园议事厅请丘逢甲即兴挥毫重写了一张。为此,黄彩平还特地减免了何家两斗谷种的地租以表谢意。(迁善楼,光绪戊申夏月,丘逢甲书)
黄冈起义虽然失败了,但它给满清王朝所造成的冲击却堪与广州黄花岗起义相媲美。正如孙中山在他的《建国方略》中所言:“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,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入军舰之美果?”。
1904年(光绪三十年)春节,丘逢甲在箭竹顶茶场一共住了两晚,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。期间,特地以何子渊的字“东汉”为据,为子渊先生题下“光汉茶庄”和“渊庐”“顺裕庐”等多幅墨宝。“光汉茶庄”坐落在石马镇石马圩“光记”商店对面,营业面积约100多平方米,由何子渊的弟弟子韶负责经营,是箭竹顶茶在海内外的经销母店,同时也是革命党人的地下联络点。箭竹顶茶在清朝乾隆年间非常出名,行销海外、南洋一带。民国时期,渊公曾以此茶馈赠孙中山、胡汉民、廖仲恺、许崇智、陈济棠、李济深、蒋光鼐、蔡廷锴、张发奎等名人,均赞不绝口。“渊庐”坐落在“光记”旁边,建筑面积约50多平方米,专供何子渊在石马上学的子孙寄宿及革命党人临时落脚之用。
不料,两座极具历史、文物价值的建筑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“土改”名义没收,房契、地契被强制烧毁。打到“四人帮”后,石马公社革委会又以何子渊家没有“台湾关系”为由拒绝归还……
话说丘逢甲1904年(光绪三十年)正月十八回到兴民学堂,不久便接到广东省政府的调令,奉调广东学务处任职。